la double vie d'Irène

挚爱亲朋

六

小时和杜艳辉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她是个好大的人，竟然是中学生了！转眼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初一的学生。实验中学初一新生分班情况总是在开学前一天，由学校张大榜贴在教学楼外墙的。那天天很热，姐姐领着我在教学楼外墙的人群中挤来挤去，终于看清了我被分在四班。她似乎舒了一口气似地和我说：“放心吧，四班历来都不差。”根据班名判断好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但是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班的确是很优秀的一个班级。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个姓赵的老头儿，教我们的时候已经52岁了，头发全白了。由于他是锦州市数学奥林匹克初中组的主讲，他所带的班级自然成了数学实验班。第一堂数学课，赵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挺难的题目，然后笑咪咪地说：“看看谁能先算出答案。”五分钟后，我举手了，我告诉老师我的答案，他笑着说对了，然后又说：“能不能给大家讲讲啊？”我有一个很突出的缺陷，就是很难把我的思路解释给别人，直到现在很多朋友请我教他们法语，我都以我没耐性拒绝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教。总之那天我竭尽全力地讲了快5分钟，最后我和赵老师，还有全体同学都觉得我是讲不明白了。后来赵老师笑着让我坐下说：“这位同学是属于自己很明白却给别人讲不明白的类型。”这时候又一位同学举手了，然后他像一个真正的老师一样非常详细非常清晰地给同学讲了一遍他的思路，我记住了他的名字，象女生名字一样文静，才静涵。

从那时起，我就特别希望能和他成为同座。好在我们班那时平均每两个月就有一次调换座位的机会，赵老师采用的是颇有数学意味的方式，每个同学以原有座位为基点，向左或象右移动两个位置，再向前或向后移动两个位置。我那天仿佛神算，就觉着这次我一定有机会可以和才静涵成为同桌，果然，在我向右向后各移动两个位置后，我右边的同桌就是才静涵！

那时他已经是我们班的支书，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尤其是英语。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小学老师，家里并不是很富裕，但是为了他学习英语，特别买了在当时象征财富的录放机，专门用来为他复录电视里的英语节目。后来我意识到，他其实并不聪明，但是早熟的他凭借着比别人起步早很多的刻苦努力，总是在学习上名列前茅。他象哥哥一样对待班里的每一位同学，从来都是那样的有耐心，又象女孩儿一样地细致入微地关心别人。我那时很无聊，经常在自习课上挑战他的单词记忆能力。经常在自习课开始时，从字典里找出20个极长极偏的英文单词，然后让他一节课全部背出来，十之八九他不会让我失望。后来我自己英语也学多了，才意识到其实极长的英文单词也许是最好背的，因为无非加上了有规律可寻的前缀和后缀。有时候他也会表现出一些不满，认为我实在是有些耽误他正经八百地学习，我会立刻对朋友讲这个人有多么小肠鸡肚。我知道后来有些话传到了他的耳里，但是我从未见过他生气。反而在我经常不断地向他课上课下倾诉和其他同学朋友之间的小矛盾时，及具耐心地开导我、出主意、甚至出面和解。我当时还有一个左面的同桌，也是个男生叫王一峰，我在美术课上不小心把水彩弄了一点到他的一本《故事大王》上，他就嚷着让我赔。后来我到邮局去买那一期，人家告诉我不单卖，要买就买全年的。我一赌气果真买了全年的赔给他，此后就一直叫他王熙凤。我那时虽没心没肺，但左右同桌强烈的对比让我清楚地认识到才静涵的可贵，他以超出我几倍的成熟宽容了我的很多缺点。

当时和我一样喜欢接近才静涵的还有一位男生叫张冬冬。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物，又和我一样地不成熟。那时他每天除了上课都和才静涵粘在一起，我相信他从才静涵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即便是这样，高傲的他也从未当众表现过他对才静涵的肯定。他口中念念不忘的是他小学的同学高子扬。每当有同学说我们班才静涵如何如何优秀时，他总是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然后说：“他算什么！高子扬才是不倒的一根儿棍儿！他能把生物书背下来！”后来在锦州中学，我见到了这根儿不倒的棍儿，他恰好和张冬冬分到了一个班级，我知道他们成了同桌。我还见到过张冬冬、才静涵、高子扬走在一块儿的身影，两个谦虚，一个高傲，可是似乎关系很好。上大学时坐火车，有一次我发现躺在我上铺的男生在哭，天亮了发现他居然是高子扬，他在中国科技大学上学。我主动搭话说：“我认识你，我也是锦中毕业的，你的好朋友张冬冬是我初中同学。”他很腼腆地笑了笑说：“冬冬是个很可爱的人。”

张冬冬的确是个很可爱的人。曾经有一个孙小梅主持的电视节目，播出了一集《潮，来自台湾的歌》，第二天，小虎队、东方快车等歌唱团体就在全中国一夜窜红。张冬冬是个爱唱歌，喜欢表演的人，在初中他和另外两个同学组成了我们班的小虎队，包揽了班级所有的文艺演出。他也曾经个人参加过学校的歌手比赛，穿着一身白衣，戴着巨大的眼镜，在台上唱《千千阕歌》。多年后那场景总让我联想起那首《白衣飘飘的年代》。那时张冬冬总是喜欢说自己是青蛙王子，其实我们私下里都笑他是蛤蟆王子。青蛙也好，蛤蟆也罢，他给我的印象是好胜而高傲的。初中三年，我们似乎总共有过一次对话。那是一次考试发表成绩后，我听见后面有人大声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张冬冬，他问我：“你多少分啊！”那时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叫潘丽丽，长得如同明星般可爱美丽，班里的人都知道冬冬喜欢丽丽，只是没多少人认为这是什么认真的感情。初三毕业时流行签同学留言，常常一个人的本子在全班所有同学的手中流传个遍。我在签潘丽丽留言的时候，发现张冬冬留下这么几句话：“......那天晚上我在睡觉前看到了床头墙壁上的那串风铃，它落满了灰尘，于是我立刻跳起来，用手绢把它擦干净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被感动了。上了高中后，我每次见到原来的初中班的同学，总会觉得非常亲切，也总会唧唧喳喳地说上一堆话。惟独张冬冬的高傲让我有些心存顾及。终于有一天，当他推着车子走在我前面时，我喊了他一声。他似乎很高兴地答应了下来，虽然之后，两人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后来一天中午放学，我和同学在一起走时，听到后面有人叫了我一声，回头一看原来是张冬冬，他非常友好地冲我笑笑，然后说了句“Bye bye", 就骑车走了。再后来他高一班的一位临坐和我做了高二新组建的文科班的同学，她告诉我说张冬冬曾经说过我很高傲。

我们班小虎队另一成员叫郑军，细高的身材，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他小时候本来体弱多病，为了强身健体，他在体校工作的爸爸带着他锻炼跑步。从小学到中学，他一直是体育委员，也一直是运动会上的领跑者。其实他本不是一个健将，因为他的体质本不如他人，更多的时候他是凭着平时训练的呼吸摆臂迈步技巧，和超于常人的意志获胜。或许因为平时训练过多，他落下一个老毛病，就是一旦用力过猛，膝盖就会脱臼，为此他尽量避免依靠爆发力的短跑项目。初二时运动会，我们班成绩太差，排到了倒数第一名，受到其他班级的嘲笑。他为了给班里多加几分，参加了男子100米短跑，不负众望的他率先冲过终点线。同学们等着迎接他回来，却迟迟没等到，原来刚过了终点，他的膝盖就脱臼了。现在让我在回忆中搜寻关于他的记忆是件颇有难度的事，因为我一直没和他有过很深入的交往，但他一直是我钦佩的人。

才静涵和王一峰之后我又有了一对同桌，一男一女。男生叫徐智，矮矮小小的，说话特别快，人很机灵，男生女生人缘都特别好。那时我上学骑车总要路过一家照相馆，叫卡尔照相馆，当时有个电视连续剧叫《警犬卡尔》，我就总奇怪这照相馆为什么起了个狗名。有一天我看见徐智的侧面，觉得他翘翘的鼻尖儿，稍微突起的嘴，象极了卡尔那条狗，从此我就喜欢叫他狗哥，他竟然也不生气，一样地答应下来。我的女同桌叫陆旭，第一次见她时她穿着一身中国式的粉色宽袖对襟上衣和宽腿中裤，梳着一对翘辫子，很是可爱。陆旭是一个特别热情好客的人，有一天她邀请我和徐智到她家去做客，徐智不愿意自己一个男生跟着两个女同学到其中一个女同学家里做客，便软磨硬泡地让才静涵和他一起去，才静涵想了半天，抖出一句文驺驺的话说：“舍命陪君子。”巧的是后来发现原来才静涵和陆旭住得很近，于是就相约好他在陆旭家门口的汽车站等着，我们三个随后到。结果从学校走出不远，徐智的自行车掉了链子，修了半天还是决定放弃，把车子放回学校，他坐在陆旭车子的后座上，我们三个人两辆车上路了。当然我们迟到了，才静涵早就大冬天的在汽车站等了很久。在陆旭家里我第一次听到了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只觉得这个女人声音很不错，就是不喜欢她的名字，太俗气了，而且特别像梅兰芳。在陆旭家里，我们还碰见了她的哥哥，叫陆军。比我们高一届，是我们学校排球队的成员。陆旭特别喜欢向别人讲起她的哥哥，而陆军却似乎并不太喜欢当众承认她这个妹妹。我记得一次陆军带着袖标检查我们班的卫生，陆旭在座位上激动地喊：“哥！哥！”，陆军则头也不抬地从讲台上一走而过。这让我不禁觉得有姐姐可真幸福。我姐姐总是让我中午时到她们班吃饭，而且总在课间时给我买雪糕吃。姐姐的人缘很好，她班里的许多同学都愿意和她一起吃饭，我也因此认识了很多人。后来我跟人熟悉了，胆子也大了，就开始给不同的人起各种外号。我记得有个叫史劲直的男生特别能吃，我就叫他“使劲吃”。

我姐姐上了初中后继续维持了她性格中的两点。一是乌鸦喝水精神，二是对我的关心。姐姐初一期中考试后，爸爸问她各科目成绩，她总是支吾着说还没发表，直到后来爸爸去参加家长会，才知道我姐姐数学、语文、外语三科成绩排第二名，但是加上历史和地理，就排到了23名。原因是她地理考了80多分，历史考了32分。爸爸回家责问姐姐为什么历史只考了这么点儿分，姐姐似乎很委屈地说：“我哪知道考试前还要背啊！”。姐姐后来告诉我，她真是不知道下了课还要复习，考试前还要背。就以为像小学一样，上课听讲，下课玩儿，考试拿支笔答卷儿。考完了历史她就蒙了，然后又非常清醒地利用一个下午和晚上临时抱佛脚地复习了第二天要考的地理，她说：“这么短的复习时间，地理考了80多分，不错了。”

我上初中后，由于要骑车子上学，妈妈特别不放心，就让我每天早晨一定和姐姐一起上学。姐姐是个天生的慢性子，罗嗦事儿又特别多，直到现在和她一起上街都是很头痛的事儿，因为出发前她要用很长时间决定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头，带什么东西。而我决定了做什么事儿，特别讨厌有人在后面拖着我前进的步伐。每天早晨必上演的一幕就是我拎着书包气冲冲地冲出家门，妈妈在后面喊：“等会儿跟你姐一起走！”然后姐姐拿着书包跑出来说：“等会儿我！”我头也不回地骑上自行车，和谁赌气一样地有意把踏板踩得飞速旋转，然后姐姐就在后面喊：“慢点儿！”多年后我回忆起来总是有些后怕，因为我连下坡也会用力地蹬车，是很容易出车祸的。其实我自行车骑得飞快就是骑给姐姐看，对她让我等待表示强烈的不满。我曾经问姐姐：“为什么你一定要早晨和我一块儿走？”她问我：“为什么你早晨不愿意和我一块儿走？”我说：“你知道我当时有多恨，无论我骑得多快，总是摆脱不了你。”她说：“我才着急呢。无论我骑得多快，总是追不上你。”

我总是觉得我和姐姐之间的关系既是姐妹也是朋友。姐姐对我的关心总是既让我感动，又让我觉得很有趣。初一那年有几天我得感冒生病了，姐姐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总是在下午上自习时就回到家里陪着我。锦州市中考体育算100分，每个初三的学生都要拼命地练习长跑，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那时姐姐初三，按道理应该每天下午抽出一节自习课练习800米。陪伴我的那几天，她因为回家早，无法和同学一起在学校操场上锻炼，可爱的她竟然决定在家里练习800米。方法就是先量好我家最大的房间的长度，然后800除以2倍的长度，就是她应该跑的来回数。那几天我有幸目睹了她是如何用自创的独特方式锻炼的，我坚定地认为跑完800米后，她不是气喘而是头晕。

初一下半学期我得了一种怪病，晚上睡觉闭上眼睛，就觉得面前有一口黑洞洞的井，口小底宽，我被吊起双脚，头朝下地放入井中，而且绳子一会儿把我拉上来，一会儿又把我放下去。要么就是我被困在蜘蛛网里，拼命挥动着手中的剑却无法杀出重围。再不然就是仿佛看见天花板上黑压压地爬满蜘蛛，还不时向我的床上掉下几只。妈妈很是忧虑，带着我去看医生，做了脑CT, 也没得到什么解释，只是开了一堆的维生素片，每次饭前要吃近10片。我夜里感觉恐怖，总是要叫出声来，有时还难过得哭，妈妈只好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睡在一张大床上，她和姐姐把我夹在中间。有了她们的包围，我似乎感受到了一种安全感，虚幻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我病好了，可以自己睡了，姐姐才告诉我，那一阵妈妈愁得会悄悄地哭，以为我这辈子就算废了，再也离不开家。姐姐自己中考的压力很大，但是不忍心在妈妈面前表露出一丝一毫，因为怕更让她担忧。晚上我哭出声时，还要想方设法安慰我，我睡着后，她要小心翼翼地复习，生怕吵到我害我又出现梦魇。

妈妈后来问我所以有那段病史，是不是因为学习上有压力？我很诚实地仔细回想，觉得无法给出任何解释。初中岁月对我来说，真是只有大大的快乐和小小的忧愁，并无丝毫压力。在赵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里的气氛总是活跃而自由的。仿佛趣事儿很多。那时我们班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刘宇，被班里班外的人叫做刘大宇和刘小宇或是大刘宇和小刘宇，两人抗了两年，却在初三那年同时宣布改名儿。男的改成刘禹，女的大概琼瑶书看多了，改成羽毛的羽。还有一对儿刘岩，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同学称他们公刘岩和母刘岩。还有一个男同学叫王东阳，总是莫名其妙地以自己的名字为荣。原因是东北人有习惯叫人的名字吐字很快，他的名字叫起来颇像《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武功老大王重阳。赵老师为人和善，惟独打过一个学生的耳光，因为这学生的家长是赵老师的至交。这个学生叫刘石，长得真是象头狮子。说话的声音像男低音的苍蝇嗡嗡的。那阵儿正大综艺剧场正在播放连续剧《侠胆雄狮》，我们都叫刘石文森特---那个狮子的名字。

初三的时候，我又有了两个新同桌。左边的男生叫孙博，个小儿头大，耳朵尤其大，外号孙大耳。偏偏我的耳朵很小，于是后面的同学总是趁我们不注意，上课偷偷地拿尺量我们的耳朵。开始只是一般的同桌，他也没什么让我觉得特别的。后来一次无意中他向我讲起小时候曾经在他爸爸的军队雪糕场偷过雪糕，我突然想到我自己在机场时也有同样的经历，再一问才意识到他就是我在机场曾经的小伙伴之一。那是我头一次意识到世界是如此之小。后来继续聊，发现我们有太多的相似经历，包括他也住过那个设计极为不合理的军队家属大院，也经常跳墙。开家长会时，我爸爸和他爸爸惊讶地发现战友重聚，少不得回家后一番感慨。我爸爸说，孙博的爸爸在部队时的外号叫孙大耳。

也许因为有过共同的生活经历，我们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多，彼此间的感觉也越来越随便。我觉得他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许多很好的女朋友没有什么区别，相处是很轻松愉快的事情。吵架也就变得很频繁。有一次忘了为什么，两人一周没说话，有一天早自习，他突然问我一道很简单的化学题，我给他讲过后，两人就和好了。我清楚这是他故意的，因为他的化学成绩很好，参加化学免试竞赛差0.5分没成功。那一阵他的情绪很低落，其他科目成绩不太突出的他其实很指望着化学能在中考中多得些分。老师、家长、其他同学劝了他很多次，好象用处都不大。后来我对他说了句实话，他却心里服气了。我说：“别总觉得自己多委屈，是你本来就不够免试分数吗！”其实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有一个人生观，我认为自己从来就没有所谓的不走运，只有运气一般般和非常走运。这种人生观后来让我受益非浅，总是习惯性地加倍努力提前准备来赢得自己想要的。我上学时常用的比喻就是，如果按照60分来准备，100%你会不及格，如果按照100分来准备，十之八九只会得80分，如果想得100分，只好按照120分甚至更多来准备。

中考前的6月份我过生日，我收到很多生日礼物。我想既然孙博是我的好朋友，又是同桌，应该也送我一份。我在上午提醒了他今天是我生日，他似乎无动于衷，连句生日快乐也没说。下午放学前我又当着他的面把我收到的礼物逐一拿出来摆弄一番，并再次表明今天是我的生日，他才明白过来似地说：“现在来不及买礼物了。”我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口是心非地说：“我又不是要你的礼物。”后来我考上了锦州中学，他差几分没考上，好象化学成绩还没我高。高中里只是在高一的时候他和其他在二高中的初中同班同学来找过我们在锦中的初中同学，他无比羡慕地对我说：“你们学校的厕所真豪华。”前几天爸爸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去参加了孙博的婚礼，人已经变得有点儿胖了。

我初三的右边男同桌是一个高高的男同学，叫孟魁。我刚开始的时候对他是怀着抗拒的心理的。他是当时我心目中定格的所谓混混型男生。留郭富城头，穿格衬衫和萝卜裤，整天想恋爱，学习成绩特坏。记得初三上半学期期中考试，他数学得了8分，我到现在也不能理解，光是选择和判断对错，也能蒙几十分啊。孟魁当时是张冬冬那个小虎队的第三个成员，不过他最喜欢的却是红孩儿。他常对我说：“小虎队就是脸蛋儿漂亮，张克帆的声音才好听呢。”他大概是我接触过的第一个音乐发烧友，上课下课总是带着随身听，里面放的大多是红孩儿和Beyond的歌儿。他借过我很多磁带，我受其影响，也喜欢上了总是咧开大嘴很阳光地笑的张克帆。Beyond的那首《长城》，真的是有一种震撼的感觉，黄家驹在我眼里，是李白一样不羁的诗人。我曾经把《长城》的歌词抄到垫板上，我爸爸看了特别兴奋，居然以为是我写的。后来家驹出了意外，我一时歌坛偶像空缺，直到后来我又喜欢上唱了《大海》的张雨生，谁想后来竟也遭遇同样的厄运。我有时胡思乱想，难道我喜欢的歌手都要这样早逝？好在从张雨生以后直到现在，我再也没那么强烈地喜欢过哪位歌手，也许是长大了的原因吧！我现在只是单纯地喜欢某种声音或是旋律或是歌词，与歌手本人并无太大关系。

毕业的时候，孟魁给我写了很多留言，写了很多我当时没留心，后来也不记得的事儿。“忘不了你扮演喜儿的神情，忘不了我们一起体会梦境，更忘不了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儿。”落款是“你永远的好伙计”。我一直觉得很感动。其实人和人的不同根本不是交往的障碍，只要真诚地彼此相待过，就会产生真挚的感情。

十几年过去了，我在5460上得知才静涵人大毕业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干了两年，又到香港大学进修去了；张冬冬清华毕业后就结了婚，跑到深圳去了；郑军上了师范大学后来做了数学老师；徐智考上了军校，成了军官，估计没人再叫他狗哥了；陆旭成了一名护士；刘石去了清华化学系，还在园子里继续念他的博士；而我的永远的好伙计孟魁成了一名火车司机。敬爱的赵老师身体健康，仍然在教锦州市初中数学奥林匹克班。我时常回忆起初三时他陪我们锻炼，他设想了一个圈，站在圈中间，说那是圆心，他让我们绕圈跑，还批评我们总是偷懒跑弦；再有就是中考前一天，最后一节数学课，他的汗水把半个衬衫都浸湿了，下课铃响时，他还很惋惜地说，准备的东西没讲完...张冬冬在留言薄上说，过去的岁月永远不会随风而逝，真希望和孟魁、郑军再唱一次小虎队、红孩儿的歌儿。我在写这段回忆的时候，电脑里放的就是那首《故事》。当年它触动我的是那句有着淡淡忧郁的“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现在它再次响起，触动我的是初中三年所有的时光：我们在雨中别离/说不定又会在风中相遇/白云说邂逅是一种伤心的美丽/就像那躲进河流的雨滴/终于你剪了长发/也终于我把相片都拆下/岁月说签名和留影都会被遗忘/谁不学不流泪谁是傻瓜/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倔强的青春不就是一支脆弱的琉璃/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在天涯留下寻梦的跫音/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